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开展了坚持不懈的实践探索，也进行了返本开新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们党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它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精髓，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意识。

　　  在如何看待自然方面，我们实现了由“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维跃迁。“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性思维与核心理念。《易传》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古人早在先秦时期已从德性角度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具备一定自身修为的君子当与天地自然相参相合。其后，无论庄周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抑或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实际上皆侧重在统一性层面言说人与自然之有机关联。之后历代思想家无不接续这一元典意识，西汉董仲舒提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北宋张载主张“民胞物与”说，明代大儒王守仁倡言“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历经数千年的重温与阐释，“天人合一”如同文化基因般浸润于中国社会的深层肌理之中。

　　  积薪而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处理自然与社会诸问题时，提出了更为宏远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张，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加以贯彻落实，实现了对“天人合一”思维的传承与发展。立足文明兴衰、永续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党中央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秉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在丰富多样的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张克服了“天人合一”理念缺乏逻辑上明晰性和指代上确定性之不足，从而深化了生态文明的内涵与价值。

　　  在如何利用自然方面，我们完成了由“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升级。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古人曾有朴素认知。《礼记》中有过“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的记载，《国语》中更指出“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将自然万物视为财富渊薮，可见古人对于自然的认知极为直接。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的扩大、汲取方式的多元，古人亦逐渐意识到一味向自然索取的恶果，如《淮南子》即认为倘若“焚林而猎，烧燎大木”，则“山无峻干，林无柘梓”，此“下殄地财”。至清代中后期，因为人口垦殖的急剧发展，人与自然关系趋于紧张，士大夫汪士铎发出“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的慨叹。客观而言，传统中国已深刻认识到保护自然与维护生存的重大关系，也提出了不少举措，但很难从系统思维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破解这一难题。

　　  基于卓有成效的地方实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人与自然唯有协调统一才可永续发展，它继承传统中国将自然资源看作是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念，进而把对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认识提高到关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围绕这一重要理念，党中央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强调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反复强调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主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当代传承和深入发展，是对古代朴素的生态理念和历史实践的综合性重塑与整体性超越，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深刻体现。放眼未来，深入提炼与总结蕴含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并因时因势推进实践、制度与理论创新，依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关键任务。（作者：王学斌，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史教研部教授）